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 （一）稳定物价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二）理顺经济关系，消灭抑制性的物价上涨 （三）保持物价稳定的根本办法 （四）放调结合是物价改革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产生了稳定和调整物价问题。这一次稳定和调整物价，所面临的情况和前两次完全不同。前两次稳定物价是在生产下降、商品供应极度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次是在生产持续增长、商品供应日益丰富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几年，工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市场商品供应状况逐步改善，限量供应在逐步取消。这就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产生稳定和调整物价问题呢？ 这一次稳定和调整物价，主要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把物价冻结了十年，价格体系越来越不合理。农产品和矿产品成本上升，没有提价，相对价格显著偏低，以致生产发展迟缓，供应愈来愈紧张，有必要大幅度地提高价格。农产品是消费品的主要组成部分，收购价格提高后，销售价格如果跟着上升，将要严重地影响城市人民和一部分吃返销粮的农村人民的生活。因此，在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时，除肉、蛋等因提高销价而给职工多发5元补贴外，粮油等只提购价，不提销价，购销价格倒挂，财政补贴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大幅度增加。煤炭等矿产品和钢材、木材、水泥等原材料构成生产中物质消耗的主要部分，如果大幅度地提高价格，有可能使许多种工业品的成本普遍上升，物价难于稳定。为着集中精力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这些产品的价格只作了局部的、小幅度的调整（如煤炭每吨提价5元，生铁、水泥等也略有提高）。现在许多种生产资料统配价格仍然太低，不利于鼓励增加生产，因此不能不用议价煤、议价油、议价钢材等来作补充，于是生产资料出现两种价格（计划价格和议价）、两个分配渠道（计划分配和议购议销）。许多种日用工业品的价格也只作了部分的调整，有些产品价高利大，盲目增产，有些产品价低利小，生产停滞或萎缩，不利于市场供求的平衡。价格长期不变和不管质量高低价格大体相等，也不利于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以适应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需要。所以，物价问题可以说还远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几年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的现象。1978年以前的长时期中，由于“左”的错误，生产几次遇到破坏，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改善，留下了很多欠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较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职工工资并发放了奖金，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由此所增加的财政开支，原计划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来抵补。但执行结果，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大幅度地超过原定计划，而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计划因为决定过迟，执行不够坚决，基建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1978年略有增加。这一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170亿元财政赤字，因而被迫增发货币。1980年这种情况基本上还没有扭转过来，财政赤字仍达120多亿元，又增发了较多的货币。 1981年国家下决心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生产资料的供应有所缓和，许多机械产品还出现了产大于销的情况，消费品的供应也日益丰富。许多种机械产品和消费品出现“买方”市场，促进了产品的质量提高和更新换代，并可以按市场需要安排生产。1982年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企业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又有增加，但财政收支仍能接近平衡，货币也增发得不太多。1983、1984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都比较大，不过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远超过国家计划，财政收支仍能接近平衡，但是1984年由于银行信贷和消费基金增加过多，货币发行过量，使市场物价在有升有降的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总水平稍有上升。 这几年，国家放松了对副食品价格的控制，许多种副食品敞开供应，价格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让市场供求自行调节，多年来在限量供应、物价补贴下抑制着的物价上涨表面化了。因此，副食品涨价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促进了生产，供应量在逐步增加，人民的食品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从吃饱发展到要求吃好，主食品（粮食）所占比重下降，副食品的比重上升，对粮食的需求也不仅要求数量充足，而且要求提高质量（农民从吃薯类到吃粗粮、吃细粮，城市吃杂粮比重减少，要求白米、精粉）。食品结构的这种变化，当然要增加人民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如果城乡人民的收入不随之增加，就决不可能出现现在这样购销两旺的大好形势。为着保证食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这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重要标志），我们还必须继续放松对价格的控制，更好地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广东、福建等地的经验证明，在副食品价格初放开的时候，一时供不应求，价格总要有所上升，到这些副食品因价高而大幅度增产以后，价格是会自然回落的。 这几年用于穿的方面的消费品（纺织品和服装）价格是基本上稳定的。前几年由于棉花几次提价，棉布从高利变为亏损。与此同时，化纤布因化纤工业的迅速发展，成本大幅度下降，本来可以降价推销，国家为了用化纤布的盈利来弥补棉布的亏损，不敢大幅度降价。化纤布因此产大于销，严重积压，被迫限产减产。1983年初，国家下决心改变棉布和化纤布的比价，提高棉布的价格（平均提价20%），大幅度降低化纤布的价格（按不同品种分别降价12—30%），结果化纤布销路大增，从限产变为可以放手增产。由于化纤布畅销（1983年当年销量就比上年增加42.9%），棉布销售减少，使我们能够取消布票，敞开供应，而且敞开供应后仍然库存过多，价格又自动降了一点。近几年，人民在穿的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从要求穿暖变为要求穿得漂亮一点，衣料和服装的花色品种不断更新，纺织工业如果不及时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更新换代，就不可能满足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当然，由于穿衣质量提高，人民也会增加一点开支，但这不是由于价格上涨，而是优质优价，因此人民对纺织品价格的调整是满意的。 家庭日用工业品近几年也发生了显著的需求变化。几年前人们追求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现在这些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上满足需要了。人们开始追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等高级耐用消费品。不论老三大件（主要是手表）还是新三大件，近几年价格是下降的，今后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人们前几年对新三大件还是贮币待购，一年来由于城乡人民收入愈来愈多，从待购变为抢购。高档木制家具也成为抢购对象，价格不断上涨。对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抢购没有什么危险，因为除木器外，新兴工业品的产量正在逐年成倍地上升，成本也在逐渐下降。把这些产品迅速销售出去，就象六十年代初期出售高价商品那样，是回笼货币的有效办法。 总之，1979—1984年期间，虽然财政上有赤字，货币投放多了一点，但因工农业特别是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市场消费品的供应愈来愈充足，市场物价是基本稳定、略有上升。 这几年间，涨价最多的是副食品，降价比较明显的是耐用消费品。涨价降价相抵，1979、1980两年物价每年平均提高4%上下，此后几年比较稳定，平均每年上升2—2.5%。1984年同1978年相比，六年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17.5%，职工生活费价格指数上升19.9%。同一时期，全国城镇居民每人每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增加92.4%，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纯收入增加164.9%。物价上升幅度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相比较，应该说是不算高的。这几年农产品特别是副食品的涨价，使农民增加了收入，他们对物价的变化是很满意的，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增产的积极性，使城市的市场供应日益丰富。但是城市居民因副食品涨价特别多，对物价上升意见还是相当大的。然而应该看到，在这几年物价上升的过程中，人民消费结构也在变化，而且国家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时，给了职工价格补贴，增加职工工资和实行奖金制度，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还是显著上升的。许多种工业品价格有升有降的调整，是为了纠正过去商品价格严重地背离价值的不合理状态，这对促进紧缺产品的增产和保证市场供应是有利的。以火柴为例，由于木材几次提价，火柴成本上升，每盒火柴的价格需要从2分提到3分。但因火柴是家家必需，不敢提价，长期供不应求，许多地区限量供应甚至脱销。究竟是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好，还是价格不变，限量供应好呢？我看前者好于后者。几年来我们放松对许多种小商品的价格管理，总的来说这些商品价格没有显著变化，少数紧缺商品价格上升一点，但生产迅速上升，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要，这种现象显然是对人民有利的。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经济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上来，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而且把上交利润完全改为上交所得税和其它各项税款，使企业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过去许多产品价格背离价值，使企业不能进行正确的经济核算，盈利大小不完全决定于经营管理的好坏，而更多地决定于原材料和产品价格的高低，这使企业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遇到严重的困难。在缩小指令性计划和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后，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价值规律，利用价格政策这个经济杠杆来指导生产的发展方向。但是在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情况的条件下，企业根据扭曲的价格信号“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就必然会影响各类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需要之间的平衡，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所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合理调整各类产品的价格，并改变过去管得过死的价格管理制度，就成为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至于第二个问题：为了刺激消费，所以物价高昂。 要是经济发达且物价低廉，那么国家的经济就无法平衡了。很赞同！
1.价格差距过大的问题在自由市场中会被自主消除了，如果国家间能够自由贸易，不同地区的商品利差会必然导致商品流通，供求关系改变，从而使价格差距不断缩小。2.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导致产品价格高。
